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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作战在抗日战场上并非没有闪现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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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1:1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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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军的高级狙击步枪



抗战时期国军第五军颁发的神枪手奖章



国军德械师士兵的装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陆军装备相比当时的世界强国差一个档次,双方主要是步兵、炮兵的较量。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狙击手们相比其他战场上的同行显得默默无闻,很有点出乎意料。通过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分析,狙击作战在抗日战场上并非没有闪现光芒。
    据考证:在1935年德国顾问就建议国军应配置狙击手这一编制,随后中国于1935年11月从德国购买120支配置有光学瞄准镜的1924式重枪管型猎枪,其实这就是二战时德国大量使用的98K型狙击步枪的前身,只不过当时是以猎枪的名义生产的。从国民政府1935年财政部开支列表中看到他的存在,有一项“购毛瑟24猎枪120支,配望远镜式瞄准镜,每支配弹2000发,另配备用枪膛30支,望远镜式瞄准镜30支”。
    1936年中央教导队挑选300名优秀射手,在德国教官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狙击训练。
    1936年下半年,一个德国支援的、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建成,可生产诸如迫击炮、狙击步枪等装备的瞄准镜。
    凇沪会战期间,美国华人向中央政府捐赠雷明顿30式猎枪1200支,也都同样有光学瞄准镜。据称,日军于月底急电大本营“支那军大量配置神枪手对我军造成大量伤亡”,要求支援。据说在日本神枪手上阵之后,由于国军缺乏相关训练,因此对抗中没站到上风。
    江阴文史资料记载,一位国军士兵在大洋桥边利用地势狙击来敌,连续击毙10余名日军,后遭到日军炮火覆盖。
    我看到一段回忆文字,称:在南京保卫战期间,日军枪法奇准,国军士兵在城墙垛口稍一露头就被击中。南京警察的6名神枪手(估计是当时的特警)上城墙与日军射手对打,在击毙一批日军后悉数牺牲。
    据考证:其后在武汉会战前,武汉城防司令部曾通令嘉奖过一名国军士兵,此人用一支步枪拦截一队日军进攻长达三天,打死日军士兵高达57人,并射伤其中42人。按此战果考虑此名国军士兵应该是国军中少数受过专业狙训练的专业狙击手。
    据说,国军曾开展过狙击比赛,“每击毙一名日军士兵赏50元法币,击毙一名日军军官赏200元法币,击毙一名日军佐官赏500元法币”。估计这是抗战初期的悬赏,后来肯定要高的多。一名到台湾的抗战老兵回忆,“武汉会战时一山东老兵一人打死112名日本兵,得奖金14800法币。”此说似有水分。
 
    抗战时期国军的狙击战例、数据很少,一种可能是这些资料在海峡那边的档案馆里;另一种可能就是国军后来在内战中土崩瓦解,相关资料可能散失;还有一种可能是国军方面不重视狙击这种作战形式、不重视低层士兵的价值。

    抗战时期共军方面没有专门的狙击手,但是很注重培养“神枪手”。
    刘伯承曾指示:“要教地方部队爱护武器,要培养特等射手,造就一枪一敌的神枪手。麻雀战,除政治坚定、地形熟习外,就靠射击准确。辽县刘二堂神枪手的故事,要到处宣传鼓励仿效。”这个“刘二堂”在彭德怀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刘二堂的枪百发百中;敌人“扫荡”时,每次都被刘二堂打死人马和指挥官;因此,敌人恨之入骨,等等。
    类似的神枪手还有李殿冰、高运成、陈丙昌、杨长顺、金维三、孙存余,等等。比较有名的有吴德胜、宋岭春,据说这两个人都用步枪击落过日本飞机,似不太可信。资料称,吴德胜是老红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击毙日军37人,其中有5人是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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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同龄人,大体都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地雷战》,其中汤司令“土八路在那边,在那边”的精彩表演,很多人都难以忘怀。
    其实,这是一部军事教学片,所以这部片子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些欠缺,但从资料性的角度来说却有极高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的片断,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这种所谓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 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 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这个条令是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面,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战后修正版),把它们放在这里,供大家一观。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为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
    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日前看到一篇网上文章,作者称采访了根据地的老百姓,称八路军的地雷很有问题,讲地雷不是炸敌人的,是给军队作警戒的,听见敌人趟响地雷军队撤退,老百姓则畏惧日军报复被迫离开家园,造成损失,地雷平时还经常误伤百姓等等。甚至提到因为这些地雷多是外国货,上面的俄文字母村干部看不懂云云。
    分析这段文字,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作者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了解,大概是所谓“闭门造车”的成果。所谓地雷响老百姓怕报复被迫离开家园纯属来自想象。要知道当时日占区中国老百姓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跑反”。何意?日军来了要跑,要躲,就叫跑反。1937年东北军坚守梅花镇,撤离后日军血洗此地,所以只要日军出动,有没有地雷响老百姓都要跑反,有地雷报警阻碍日军,至少比没地雷安全撤离的概率要大得多。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记录,经常可以看到进军中遭遇八路军地雷,只好停下来等待工兵的情况,或者和携带地雷来偷袭的八路军交手的纪录。连井陉煤矿的矿内通道都曾被八路军渗透埋雷,八路的地雷并不仅仅是用于看家。至于地雷是俄国造的更是好笑。如果苏联真的能给土八路送进武器来,给几挺机枪是正经,干吗千里迢迢送又沉又笨的地雷进来呢?事实上无论国方、共方,都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证明苏联在抗战中曾给八路军支援过哪怕是几支步枪的武器,倒是在伯力扣留了著名的东北联军将领赵尚志。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而且,采用了远距离控制,电流拉发的方式引爆的,要误炸老百姓,也并不容易。
    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纪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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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允工厂纪念碑



CAMC 1939:"Central Aviatic manufactural corporation"中央飞机制造厂。这块石碑是当年建造工厂的奠基石。是目前在垒允飞机厂遗址最重要的物证


    1938年11月,中缅边界缅甸小镇南坎的一家教会医院,来自美国的西格雷夫医生(Dr. Gordon Seagrave)正在用锤子修缮一扇窗户,忽然一个陌生的美国男人向他走来。声称要在这附近修建一个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好家伙,蛮荒之地要建飞机厂!”医生着实被吓坏了。然而医生从此人的言谈举止上看不出他像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于是把他带到办公室,在地图上告诉他什么地方最适合建厂,不久前医生刚刚去那里为当地的百姓接生过孩子。
    医生指点给这个似乎疯了的美国人看的地点,就是南坎一江之隔的云南雷允,而这个神秘的美国人正是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派来勘址建厂的先遣队长,美国人丹·古尔利(Dan Gourlie)。雷允,这个中国广袤边疆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从此成为抗战中国航空志士编织梦想的最后寄托之地,然而他们的梦想也在此最终破灭。除了还有一些残垣断壁外,在杂草丛生的小河边缘,还残留着一排赫然醒目的字样:“CAMC 1939” (中央飞机制造厂 1939年)

    中美合资建造“中央飞机制造厂”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空军历史上首度交锋。经过实战检验和血的教训,有识之士认识到,中日两国在军事航空领域上的差距巨大。为此,在曾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王助等一批航空志士的倡导下,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军事航空工业,并积极地与欧美航空强国开展合作。193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署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决定合资建立飞机制造厂。中国政府控股(占55%),厂址选在杭州笕桥,正式的名称是中央飞机制造厂,英文缩写是CAMC或CAMCO,董事长由美国人威廉·鲍雷(William D.Pawley)担任。从投产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飞机制造厂修理和组装了2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著名的寇蒂斯霍克III战斗机和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等。该厂是中国近代修造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生产的飞机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雷允:曾经的梦想与荣光

    1937年8月14日,就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2天,日军飞机就对笕桥进行了轰炸。中央飞机制造厂被迫内迁,先迁武汉,后又迁昆明,最后迁到了位于云南边陲一隅的雷允。中国人在这个工业基础为零的少数民族地区披荆斩棘,建立起一个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制造厂,以及配套的生产和生活设施。
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于1939年建成,生产规模比在杭州的时候扩大了,设备也更完善,从各方汇集来的航空界人才也更多了,最多的时候,全厂员工达到2500多人。
雷允厂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引进的,厂里主要车间都有美国专家主管技术,监督制造。雷允厂当时主要是根据蓝图制造飞机的机身、机翼、机尾、油箱、起落架和螺旋桨等,其他如发动机、仪表、机载武器系统等都采用现成的部件。装配好的飞机由楚雄或祥云机场来空军飞行员试飞,合格后就驾驶着离开,转赴抗战前线。
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雷允飞机厂制造了霍克III双翼战斗机3架、霍克-75战斗机30架、莱因教练机30架,组装CW-21战斗机5架、P-40战斗机29架、DC-3运输机3架,改装勃兰卡教练机8架、海岸巡逻机4架,大修西科斯基水陆两用飞机1架(此架为蒋介石的座机)。
1940年10月26日,一直远离抗战硝烟的雷允突然遭到了日军的空袭。27架日军轰炸机对雷允飞机制造厂进行了轰炸,不仅造成了人员大量伤亡,而且使这个刚刚投产一年多的飞机制造厂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并从此一蹶不振。

    在此之后,为了躲避日军空袭,雷允飞机厂在缅甸八莫建立了发动机分厂,在缅甸仰光设立了临时装配车间,组装了一批发动机和P-40战斗机,而雷允的厂区则只进行了一些飞机维修任务。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以雷允为基地,抗击日军。1942年2月,“飞虎队”还曾在雷允上空击落2架日军飞机。雷允飞机厂为“飞虎队”的P-40战机进行了数十架次的检修。
    1942年4月底,包括中国远征军在内的盟军在缅甸对日作战失利,中央飞机制造厂计划再度迁移,然而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形势极端混乱,为了不使宝贵的航空资源为敌所获,不得不将遗留的设备和建筑全都付之一炬。
    一个苦心经营数年,花费了巨大财力物力的现代化飞机制造厂,就这样化为灰烬。抗战时期,凝结了一代中国航空志士心血和梦想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就这样魂断雷允。
1945年1月19日,本文开头那位南坎医院的西格雷夫医生作为随军向导,带着中国新38师112团、重炮营和驻印军战车营从日军手中收复了雷允,然而此时雷允飞机厂已不复存在,映入他眼帘的只有满目疮痍,断壁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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